【音频】澎湃记者专访舒淇 采访：王铮 剪辑：李思洁 实习生：高银涵
10月31日，电影《女孩》北京首映礼现场，当片尾字幕缓缓滚过银幕，影院灯光缓缓亮起，映照出台下许多尚未完全从情绪中抽离的面容。在映后交流环节，一位自称从“年轻小伙”追随到“中年大叔”的男观众拿起话筒，他并没有直接点评电影，而是对台上身兼导演、编剧双重身份的舒淇告白道：“你每一次在创作上的‘起落安妥’，我们大家都在，而且会永远都在。”
“起、落、安、妥”这四个字，出自舒淇与葛优主演的电影《非诚勿扰》，是片中梁笑笑与秦奋之间默契的问候与应答。
舒淇听罢几乎笑弯了腰，当她再次仰起脸庞，眼眶却已明显泛红，她下意识地用手背轻轻擦了擦：“出道30多年了，”她的声音带着些许哽咽，“如果当初不是侯孝贤导演让我做导演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完成第一部导演作品，并且得到大家的喜爱，也算是我完成了对侯导的承诺。”
舒淇同釜山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奖杯”亲密合影
的确，这部电影也是一场绵延十余年，关乎信任、勇气与自我和解的生命旅程。而这场旅程的起点，则深植于她似乎不愿详述，却又无法绕过的童年。
在《女孩》中，林小丽躲进衣柜逃避家庭暴力的意象反复出现过多次。当日映后，舒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的回答直接而坦诚，这就来自她的童年创伤。“当时没想什么啊，就是单纯为了躲起来。”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却是一个小女孩在家暴阴影下的几多无助。“小时候，我爸每次喝醉酒之后，哪怕我正在床上睡觉，他还是会把我从床上抓起来，抓着我的头发（做动作），直接把我丢在墙上……”这种具象的暴力记忆，无疑是刻骨铭心的。
然而，作为导演的舒淇，在处理影片中的家暴时，却表现出惊人的克制与成熟的作者意识。她没有选择在大银幕上原样再现彼时加诸己身的暴力。舒淇在指导白小樱演绎小丽躲在衣柜中的戏份时，没有给她复杂的指令，而是引导她回到最原始的感官体验。“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躲在衣柜里头，看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会听到外面的很多声音。当你越是看不到外面，反而你的五感是会打开的，听觉会显得尤其敏感。”
她为白小樱构建了一个充满悬念和恐惧的听觉世界，让她去想象楼下刚经过的摩托车声响，“是不是爸爸的摩托车又回来了？他下车了，脚步沉重，这次到底又喝了几分醉……”或许导演自己再清楚不过，那对未知危险所带来恐惧，比直接展示暴力展示更能直击到小丽的内心里头，“给她造成非常大的恐惧，而且她会把这种恐惧刻在骨子里头展现出来”。
舒淇还透露了一个令人心疼的细节，其实她本人至今都没有逃脱密闭恐惧症的侵扰，甚至就连坐电梯都会很难受，“虽然可以克服，可内心还是会害怕。”她也借此表达了对原生家庭问题的深刻洞察：“这对小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这种伤痕往往会伴随她的一生。如果这个孩子长大后还走不出来，她可能会过上另外一种堕落的人生。”
《女孩》定档导演特辑(04:06)
【对话】
“我预感到这次应该会拿奖，但还是觉得很魔幻”
澎湃新闻：我曾经在多个品牌活动的现场见过你，都是一袭华服，光彩照人。但今天看到你坐在对面，穿得很随性舒适。
舒淇：没有啊，我还是有化妆的（笑），现在通常参加电影首映都是穿组服吧（剧组为电影宣发定制的服装）。
澎湃新闻：为了拍这部《女孩》，你曾说自己焦虑到“无心妆发”，我也看到你在片场时穿着一双拖鞋给小演员们说戏。这种压力与你作为演员时的紧张有什么不同吗？如何同自己之前演员的身份做断离舍？
舒淇：不用、不用，我就去“演”一个导演就好了（笑）。（在片场穿拖鞋？）那很热耶，电影是在七、八月份开拍的。
做导演，不需要坐在那里两个多小时化妆、弄头发；做演员，最主要就是把你自己本身弄好，比如保养好，再有就是像你去演一个瘦的，就得保持得很瘦。做导演不需要去在乎外表，要在乎的是怎样把现场把控好，怎么样把演员的戏调好，还有就是对时间的掌握。当导演天天在片场有好多事情要处理，而做演员只需要对自己的表演负责就好了。
澎湃新闻：片场总是有突发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两个，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舒淇：天天都有，片场时时刻刻都可能出状况。比如戏里80年代的小摩托，我们找到的是古董车，可骑一骑就坏了，那怎么办呢？还是要赶进度的，所以我这次就在片场备了四台这样的摩托车。
澎湃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像刚才在北京首映礼上，你提到自己已经红了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年中每十年对你而言，似乎都是一个转运或者说跃升的节点——1996年，《色情男女》获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及最佳新演员奖，你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演员；2005年，《最好的时光》获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2015年，《刺客聂隐娘》获第10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奖。
又十年，也就是现在，从享誉世界的演员到执掌导筒，对你而言又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艺术转型——我非常想知道，当你第一次以导演身份坐在国际影展的放映厅，亲身感受影片结束后观众持久而热烈的掌声时，内心深处最大的感触与震动是什么？
2015年《刺客聂隐娘》主创出席戛纳电影节
舒淇：不是“红”了三十多年，我说的是入行了三十多年（笑）。就很巧，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个事情。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奖。其实被釜山国际电影节call back（召回）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我刚在上海机场落地，从釜山回到上海，刚落地，打开手机组委会的讯息就跳出来了，然后我就已经开始流眼泪了，兴奋地流眼泪。在机场的长廊里我一直走，直到过海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看到我还在那里哭，人家不明所以，就很好笑的样子。
但在没有听到现场台上讲这句话（“For the best director goes to the celebrated actor, and now a filmmaker Shu Qi.”）心里就永远存在一个怀疑，我预感到这次应该会拿奖，但还是觉得很魔幻，这会是真的吗？就像今年的威尼斯影展一样，我虽然入围了主竞赛。
澎湃新闻：《女孩》在威尼斯影展的首映结束后，你收获了长达15分钟的掌声。
舒淇：没有到15分钟，8、9分钟的掌声吧，这一届其实好的片子真挺多的。这就是一个很奇幻的旅程，我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做导演，就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单可以放在自己的履历表里，这真的挺魔幻。
澎湃新闻：我很想知道1996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现场，你的感言说了什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在网上已经查不到资料。
舒淇：我也忘了，可能要回去再查一下当时自己说了什么。也就是谢谢东、谢谢西，大概是这样子。
“拍这部电影就是完成我对侯导的承诺”
澎湃新闻：说回《女孩》，这个故事在你心中孕育了十年之久。其中有侯孝贤导演的点拨和催促，他对你具体的鼓励或点拨是什么？
舒淇：不止十年，十几年吧，我那天翻到的第一稿剧本是在12年前。我用电脑敲字，一稿剧本应该写了不到1万字。你提到侯孝贤导演，其实就是那时我和他喝茶，喝完茶之后要送他离开，他突然转过头来跟我讲，你有空要不要自己想想，要不要做个导演？我当时只是对他说，好好好，拜拜。不是坐下来聊这件事，很正式地去谈。
后来过了两年，我跟随侯导拍了《刺客聂隐娘》。他又很突然地问我，你的剧本写好了没有？我当时一脸茫然，什么剧本？他说，我之前不是叫你做导演吗？哦，我这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那时我才开始想要去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的剧本就一直写写写，前几年疫情的时候，中间我跟侯导喝了个咖啡。我觉得让我做导演这件事情，他一直记在脑子里头。直到2023年，《女孩》的故事已经写了好几稿，推翻后又重来了好几轮。我觉得如果再不拍出来的话，应该不会再拍这部戏了，我也可能就不会做导演了，可这样子的话，我对侯导的承诺就不能兑现。
我记得很清楚，2023年9月做完威尼斯影展的评审后，我就跟监制叶如芬女士说，我要执导一部电影，麻烦你来帮我。当时我的剧本已经改到了两万四千多字，回到台湾之后，因为要开始选演员，就要针对不同的演员，比如在台词上等等做更细腻地修改。这样直到正式开拍前，《女孩》的最后一稿剧本已经将近四万字了，三万八千多字。
舒淇导演在《女孩》开拍现场留影
澎湃新闻：影片中林小丽的孤独、倔强与 “出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你个人年少离家、独自闯荡的生命记忆？
舒淇：哈，应该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就原生家庭而言，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但在剧本和电影里，我把它改成了小丽有一个妹妹，主要原因是这部电影里我只想单纯去探讨家庭暴力对孩子的影响和伤害，不想再多一个“重男轻女”的话题在里面。
正是因为这些变化，我的整个剧本一直都在不断地流动，到最后真正和我的原生家庭经历比较像的地方也就是：酗酒的父亲，躲在衣柜里的小丽，还有妈妈在学校打了她一巴掌，也就只有这几个情节跟我的经历是相同的。
白小樱饰演林小丽
澎湃新闻：衣柜是电影《女孩》中一个关键的道具，我现在知道了它既是小丽，也是你曾经的庇护所。你小时候为了躲避父母的家庭暴力，躲在衣柜里时会想什么？
舒淇：没想什么啊，就是单纯为了躲起来。小时候，我爸每次喝醉酒之后，哪怕我正在床上睡觉，他还是会把我从床上抓起来，抓着我的头发（做动作），直接把我丢在墙上……但我不想要在片中，原样复刻爸爸对小丽施展这样的暴力，电影里爸爸对妈妈的暴力已经非常直接了，我想的是怎么样去展现父亲的这种家暴带给小丽除了痛感之外，它对一个少女内心的影响，那是一种非常深的恐惧，而且影响到了她未来的成长。
澎湃新闻：电影中小丽躲在衣柜里的情节多次出现，你甚至还会用蜘蛛结网捕食昆虫这样的蒙太奇意象去表现女主角内心的恐惧。在片场，你如何同小丽的饰演者白小樱讲说这段戏的？
舒淇：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躲在衣柜里头，看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会听到外面的很多声音。当你越是看不到外面，反而你的五感是会打开的，听觉会显得尤其敏感。
所以我就让白小樱进到衣柜里头，然后让她去感受这种情形，让她去想象楼下刚经过的摩托车声响，是不是爸爸的摩托车又回来了？他下车了，脚步沉重，这次到底又喝了几分醉……我发现这些真的可以直击到小丽的内心里头，给她造成非常大的恐惧，而且她会把这种恐惧刻在骨子里头展现出来。对于演员而言，我觉得还好，她明白这是戏，我们也会及时给她做心理干预，让她马上就可以从戏里走出来。
其实我就有“密室恐惧症（幽闭恐惧症）”，甚至坐电梯都会很难受，虽然可以克服，可内心还是会害怕啊，这就是童年带给我的阴影。原生家庭对小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这种伤痕往往会伴随她的一生。如果这个孩子长大后还走不出来，她可能就会过上另外一种堕落的人生。
汤毓绮（艺名9m88）饰演母亲阿娟
澎湃新闻：直到刚才北京首映礼的现场，你都在强调，即便是全片最后一场戏，成年后的小丽回到家中和母亲见面，那也不算是和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电影虽然并没有展现母女俩的和解，可你既然愿意拍出这部电影，也可以算作是在和自己“和解”呢？拍完电影你有没有更快乐一些？
舒淇：我不跟自己和解，那我怎么可以过得快乐（笑）？拍完《女孩》有没有更快乐？还好吧。拍这部电影就是我对侯导的一个承诺完成了，而且好像交上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我还是挺开心的。
“作为导演，不要去改变演员表演的方法”
澎湃新闻：为何要将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8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美术团队如何精准复刻出那个时代的质感？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发现当年的哪些“彩蛋”？
舒淇：这部电影的景有些是在基隆，有些在台中的苗栗，因为台北看上去还是太现代了。我们的主场景、小丽的“家”是在基隆，他们房子是1960年代的建筑，而且还可以拍到那一整条街道。其他像学校的戏份，是在台中一所废弃的学校，我们重新把它整理了一下。
其实也不算电影的彩蛋，应该说是那种时代质感的细节，电影里呈现的全部都是。比如说理发店里放的歌，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还有MTV里头放的《新晴》，还有在家里头看的电视节目，那时刚出来的，我们在台湾地区每晚6:30左右，有一个非常红的综艺叫《连环炮》（1986年开播），里面出现的明星有蔡琴、齐秦，还有张国荣。
再比如，电影里头MTV的背景画面，我放了侯导的《童年往事》，当年这部电影在台湾特别卖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还有在MTV里头，小丽跟莉莉两个人在跳舞，电视机里的背景画面是日漫《尼罗河女儿》。很多80年代最红的一些东西，我都放在了电影里，我相信大陆的观众一定也有类似的经历和经验。
《女孩》电影剧照
澎湃新闻：电影中的静物呢？有没有什么静物是你一定要放在电影里出现的？
舒淇：静物，电影里面全部都是。比如说那个红气球，这是致敬侯导的电影《红气球的旅行》。再比如手工加工的那些花，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除了正常上班的收入，妈妈为了补贴家用，会去接一些手工加工的花，或者是圣诞节的灯来做。
澎湃新闻：侯孝贤导演“人物优先”的电影哲学以及对长镜头的运用——他在片场拍摄时，镜头极少推拉摇移，而是通过固定机位捕捉场景的自然流动。这些如何具体影响到你此次的镜头语言？
舒淇：我在《女孩》里拍的几乎都是长镜头，但不是固定机位，我们的机位都有稍微一点点的移动，可又不像是手持（拍摄），是一种比较安静的移动。
在《女孩》的拍摄过程中，我是用时间去换演员们进入角色的方法。我没有陷入到今天这张纸里面的对白，在这个镜头里头你们就必须讲完，而是告诉演员，这张纸里头的对白只是给你们做参考，然后你们看什么时候想说什么，随便讲什么都可以，因为镜头特别长，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演，你觉得这个男人爸爸、这个女人妈妈、这个女孩小丽，他们会讲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自己去发挥。
比如这一餐饭，从妈妈一坐下来帮你倒水，然后你说要吃鸡蛋，妈妈就去煎蛋，再到上桌，全部是一个流程拍完的。并没有说“妈妈我要吃鸡蛋”，好，先“咔”，再去拍妈妈去厨房煎个鸡蛋，没有这样，我们都是一整场戏、一整场戏这样流畅地拍下来，直到全部拍完。
邱泽饰演小丽的父亲
澎湃新闻：刚才我们说了你如何教白小樱处理在衣柜中的戏份，现在具体说说你如何指导不同背景的演员演好各自的角色。
舒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调整的方法。像邱泽，我完全不需要调整他，在表演上他已经很成熟了，而且戏真的非常好。我就告诉他，家里那张沙发就是爸爸的床，让他去感受一下在沙发上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再把爸爸这个人物的前后经历也告诉他，他直接就可以慢慢地进入到角色之中。在现场，邱泽就坐在那张沙发上，然后会很自然地设计出动作，比如移动他的烟灰缸、烟，把打火机放在哪里，怎么躺、怎么坐，他会主动去感受那个氛围。邱泽是我最不需要去调整的一位演员。
汤毓绮（艺名9m88）是一名爵士乐手，是个特别热情奔放、特别可爱的女生，跟那个年代其实是挺格格不入的。我要怎么样把她“抓”进来？一开始，我就给她一些书去读，然后再告诉她那个年代是怎样的。她在片场曾经问我，自己饰演的妈妈为什么要对小孩子这么残忍？我说你现在对她残忍一点，好过你等一下要打她10个巴掌，类似这样慢慢去引导她。
小朋友就特别地free了，我告诉她们你只要去感受这个环境，感受这个世界，感受你的同学，感受你爸爸醉醺醺地回到家带出来的酒气，那个味道，你要打开自己的五感去感受。然后再具体告诉她在这个桥段，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属于靠引导的方式去帮助她们就好。
侯孝贤导演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作为导演你不要去改变演员表演的方法，而要顺着演员的表演方法去流动。只要演员的表演立住了，就顺着她们的性格去改动你原先自己设定好的角色性格，一切要照着演员们的感觉走，而不要照着你以为的感觉去走。
澎湃新闻：刚才你提到让汤毓绮（艺名9m88）看了一些书。我记得侯孝贤导演在拍《刺客聂隐娘》时，也推荐你去看唐传奇之类话本里面对侠客世界的描写。你这次具体推荐演员们看了什么书，好让他们进入到80年代？
舒淇：大家都是非常忙的人，我其实就推荐他们上网看一些纪录片去感受1980年代的环境。我给汤毓绮（艺名9m88）推荐了一本书叫《杀夫》（原名《妇人杀夫》，台湾女作家李昂创作的中篇小说），书中有对那个年代关于女性背负种种枷锁的描述；对邱泽，我跟他讲了这个剧本的故事，其实跟他父亲那个年代特别像，他可以完全带入小时候的经验；小丽（白小樱 饰）、妹妹（赖雨霏 饰）跟莉莉（林品彤 饰），三个小孩子，我是让她们在放假的时候聚在一起玩游戏，玩80年代的玩具，比如吹泡泡糖，还有抽假的香烟，弹珠还有跳格子、跳橡皮筋，还有好多，去培养她们之间的默契。
《女孩》片场照
“她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每一个人”
澎湃新闻：电影英文名片《Girl》，为何不是“Girls”？我看完电影觉得除了林小丽，她的妹妹、还有玩伴李莉莉，甚至包括她的母亲阿娟，都是这部电影里的“女孩”。
舒淇：但《女孩》就是“女孩”啊，她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每一个人，一生万物。
为什么我要拍原生家庭的暴力对小孩子造成的伤害？因为这样的事在全世界各地随时都会发生。而我的第一部影片应该是可以跟全世界接轨的，有共情力的。余下的就是很努力、很诚实地把这部电影拍好。
澎湃新闻：你怎么定义这部电影的视觉风格？
舒淇：我这次跟摄影余静萍老师做了很多研究。在莉莉还没有出场的时候，我们都挑一些比较阴冷的，偏蓝、绿色的背景。等莉莉那个鲜艳的蝴蝶结一出来，才开始有一些暖色系的背景出现。而且我们用的镜头，如果你看得比较仔细的话，它旁边的框框是有一些扭曲的，会比较模糊一点，没有那么清楚，就想要有一种魔幻一点的感觉。等到2005年，长大后的小丽再次回到家中，就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世界了。
澎湃新闻：林强此次的配乐与大量精心设计的静默场景形成了独特的张力。你是如何思考并平衡声音与留白的关系？
舒淇：林强老师太可爱了，他人特别好。我那时候也算是“三顾茅庐”吧（笑），起先我请他帮我做音乐的时候，他是拒绝的。因为他一听电影片名叫作《女孩》，觉得自己不懂女孩的心思。我就告诉他，我不希望这部电影的配乐也特别“女孩”，就是想要一种男性的音乐进来平衡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画龙点睛的巧思在里头，但他还是拒绝了我。后来我找到侯孝贤导演的剪辑师廖庆松老师帮我做“说客”，林强老师这才答应下来。
我在和林强老师在探讨的时候，主要是强调这部电影展现的是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背景，那时刚好是要和新世纪接轨，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噼里啪啦地（旧建筑在拆除），而新的建筑物又同步在起来，所以需要他能提供一种建筑时的音乐加入片中。林强老师最后给了我一个音乐叫《落花瓣》，大概有4分钟，我把它放到电影最后的结尾那里，我觉得太适合了，这就是所谓的画龙点睛吧。
电影国际版海报
澎湃新闻：《女孩》在威尼斯影展展映的主海报，呈现的是林小丽从秘密花园孔洞中穿越的意象化再现，那个孔洞幻化成了花环的样子，能谈谈这个设计的用意吗？
舒淇：我觉得这个视觉效果特别有冲击力。小丽其实一直想要看清楚阿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但母亲看小丽的眼神却充满了一种恐惧的未知。片中展现了小丽第一次穿过的孔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过去的母亲，那个孔洞就像是时光隧道，连接了不同时空下两个女性的命运。
澎湃新闻：在侯孝贤导演因健康原因退休后，你曾深情地呼吁“让他自由自在生活”。如果此刻有机会向他展示《女孩》的成果，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舒淇：我不想过多地去打扰侯导的家人，但我已经跟侯导的儿子侯甫岳先生把这部电影所有的资料和成果都做了汇报，并且希望他可以在陪伴父亲的时候，把这些讲给侯孝贤导演听……（眼圈微微泛红）我想侯导也一定会收到这些 message的。
导演侯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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