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当局为安置上百万大陆赴台军人及家属，兴建或配置房舍，以军种划分出一个个生活聚落，这些承载着一代人乡愁与期盼的地方，叫做“眷村”。
中国台湾“电视教父”王伟忠，195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建国二村，是在眷村成长起来的“眷村二代”。那些混杂着南腔北调的巷子、藏着归乡期盼的日常，不仅刻进了他的童年记忆，更埋下了对两岸和平最朴素的向往。2000年前后，眷村开始拆迁，王伟忠拍摄《伟忠妈妈的眷村》纪录片，试图留住这些即将消散的时光碎片。
《问答神州》专访台湾综艺制作人、导演王伟忠，听听他讲眷村的故事以及藏在故事里的两岸和平期盼。
王伟忠回忆北京认亲
看到姥姥 腿都软了
吴小莉：1988年，你和母亲一起回到北京。
王伟忠：她先回去了一个礼拜，我在新加坡出差，当时台湾回大陆要经由香港、新加坡等“第三地”，我就从新加坡先飞上海再转机到北京，很麻烦。从新加坡起飞时有很多很多老兵和眷属，飞机快到北京的时候，老兵们都在吃高血压的药。
吴小莉：怕太激动。
王伟忠：下来之后我就把他们每一个送走，我自己叫了辆计程车去左家庄。那时候还是老机场，石板路，车子一经过就咯噔一下，那时候是七月，北京的天一片大蓝，还没完全黑，车子少，咯噔咯噔咯噔。我留一头长发，下车我就很潇洒，一甩头发跟拍洗发精一样，很多人看我不知道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那时候比较壮，一个大块，记得特别清楚。
吴小莉：我看过的一个细节，你说你见到姥姥的第一面，你腿都软了，扑通下去爬过去。
王伟忠：对，就很正常。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东西，跟草碰到风会压一下，人会弯腰一样。那时候左家庄那些“公寓”，我们叫“公寓”，上一层楼就关一盏灯，节约很厉害，还很时代感。我上楼，然后敲门，嘣嘣嘣，里面是我妈叫：“谁呀？”我说：“儿子”，里面就很安静，过一会，门就打开，就露出一个脸，那脸跟我台湾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是我舅舅。
然后屋里面就哭了，推开门我姥姥坐那边炕上，我姥姥已经中风了，我妈就跪在旁边哭，然后我舅妈也没见过我，在这边哭，一个小孩在小儿车里面，我舅舅开门后开始，整个状况就跟慢动作一样，你耳朵里嗡的声音，听不见就嗡，就看我妈嘴巴，说叫姥姥，我腿就软了。
我妈离开北平的时候，十五六岁，再看到我姥姥，是五十五六岁，然后她回去了，还有那么大一个儿子来了，那种感情你怎么形容？我就爬过去跟姥姥说话，我舅妈准备菜。
吴小莉：妈妈知道你要来。
王伟忠：对。真的就一家人等我吃饭，我完全食不知味，五味杂陈。
吴小莉：你情感这么丰富，这么懂得描写细节，你只能描写那个场景，描写不出自己的情绪。
王伟忠：描写不出来。可是我跟你讲，吃东西没味，腿是软的，耳朵是鸣的，脑袋是空的，外面天空有个月亮，我走出去看那月亮的时候，跟我在台湾看月亮一样，所以为什么说千里共婵娟，我终于才懂这回事。
后来我在大陆常去我姥姥家，我姥姥什么都不要，我说姥姥我带你去吃饭，我姥姥不要，不下炕了，就跟我妈说：“你啊，全乎人了”，什么叫全乎人了，就是你现在丈夫也在，孩子也在，就人生很美满，你全乎人了。
吴小莉：姥姥很幸福，她知道女儿有孩子有丈夫有家。你觉得她们后来的相处模式有没有因为隔离了40年有些许不同？
王伟忠：好问题，没有。她们就还是母女，不管多久没见，很快感情回来之后，那种相处方式还是像我妈小时候陪着我姥姥一样。我姥爷因为抗战，一直在外面打仗，打到八年抗战回去，身上带了一颗子弹，我妈走的时候，晚上就看我姥爷每天在扣子弹。她们还是很快就恢复那种状况，我很高兴，我姥姥会和我妈说：“你把那个茶拿给我，就在那边，你怎么看不见呢？”，我妈终于被人骂。
吴小莉：而且你天然地听得懂他们的河南普通话。
王伟忠：我的音比较杂，我小时候在眷村，河南的、四川的、山东的都有，太多口音了。我们村是空军，空军上下班，爸爸们一下车，巷子里叫“爸爸回来了”的声音都不一样，有爸爸回来了，伯伯（baibai 河南话）回来了，爹（部分北方地区）回来了。
吴小莉：南腔北调都有，大江南北。
王伟忠：每个声音都不一样，小时候觉得很正常，慢慢长大，你发现跟外面的世界不完全尽然相同。
王伟忠：讲眷村故事和两岸文化
是我的天命
王伟忠：我小时候喜欢在榕树下跟老兵聊天，老兵常跟我们讲战争的故事。
在眷村，我有一个杨妈妈，我们是1949年来台湾，十年后1959年，我们才两三岁，或者再大一点，傻傻地去她们家玩，就看我杨妈妈才刚刚开始钉床，他们家从来都没有床，杨妈妈一直相信，说不定明天就回大陆了，早上起来裹裹棉被就准备回去。
吴小莉：对你来说这么小时候的记忆，你永远不会忘记。
王伟忠：小时候是你人格成长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小时候如果过得很丰富，你一辈子都在重复这些丰富的事情。有些人只当故事来听，有些人就会想到，在那个时代，几百万人从一个家乡过海，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本来只是暂时在这个地方，结果一待四十几年。
吴小莉：对你的心理影响会是什么？
王伟忠：对我心理来讲，就是我知道有亲人在大陆，我知道这个历史，可是小时候我妈跟我讲说，没有亲人了，姥姥走了，我看到我姥姥时，既熟悉又陌生，北京的街道也是一样，既熟悉又陌生，其实是完全陌生的可是又熟悉，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你父母离开的地方，历史上读的地方，等等等等，很微妙，这一代感触就很深。
吴小莉：眷村长大的人会更加珍惜和理解两岸和平的重要性。你会希望借由大家了解历史，了解那一代的故事，能够不让这种骨肉分离、兄弟相残的情况再度发生吗？
王伟忠：当然。
吴小莉：或者说你担不担心。
王伟忠：担不担心都不是我们能做主。讲眷村的故事，讲两岸的文化，讲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天命，那我也没有侮辱、也没有虚妄我的人生，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意义？冬天饮冰水，冷暖自知，大家各自体会。
我身上带着眷村的色彩，带这个色彩就是我的核心。我对民族的感情，两岸的和平，或者对很多事情，我有没有这个使命感？我有使命感，只是我能尽多少力量我不知道，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是一个阐述感情的人，如果说故事的人、阐述感情的人，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力量，那就是你真正的人生或者你心里的共鸣被感动了，那是咱们一定有共同的某些相对性的灵魂是相通的，它就是人性而已。人性不能没有，人性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劲儿了。
王伟忠：眷村的故事，
我不讲就没人记得了
吴小莉：《宝岛一村》里有你父亲的原型，每次演完你都会说 “爸爸，又一场”。
王伟忠：2008年第一次演《宝岛一村》的时候，老赵那个角色像我爸的分身一样，第一场在戏剧院演出的时候，他最后讲那一番话时，我在舞台侧翼巨哭。我爸是1993年走的，走的时候来不及跟我讲话了。我家里没跟我讲，我姐姐回去照顾就没跟我讲，因为我在赚钱，我一堆话没跟我爸爸讲完，所以还是很多遗憾，我爸是因为村子拆迁，村子要改建，所以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吴小莉：你用了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一代为什么一定要记录眷村的故事，是因为你心疼父辈那一代的颠沛流离。
王伟忠：开始是这样，开始是觉得眷村这些人慢慢老了，村子也拆了，某种记忆不见了。长大之后自己做这一行，就发觉说故事很重要，故事就是人类的生活。
当年200万人来，这么多人，现在广泛算一下，差不多每七个人或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跟眷村有关系，所以你讲眷村，大家有些人经历过，有些人听过，有些人就在我家隔壁等等等等，它就是一个文化。
前两个礼拜我们在嘉义演《宝岛一村》，只允许2000人，户外，后来4000人，鸦雀无声，跟着我们起，跟着我们乐，跟着我们哭，跟我们中场休息，跟大家讲声音要小一点，每个人蹑手蹑脚出去，你看了感动。谢幕的时候，我说《宝岛一村》就像台湾八百多个眷村一样，终究抵抗不了时代流程被拆掉，拆掉土墙，拆掉砖瓦，拆掉我们对他的感情，那第一代人凋零了，由我们这一代来说故事，我们就希望这个故事能世世代代说下去，因为不说，就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了。
吴小莉：《宝岛一村》或者说眷村，是一代人的故事，一个时代的故事，你会希望《宝岛一村》给两岸的情感链接或者是连结产生什么意义？对于两岸的和平产生什么意义？
王伟忠：有没有那么大力量，不知道，可是这个故事是温暖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就是一些老兵，来了这边，然后思乡情切，和大家在一起过日子，不就是如此吗？可是这个东西就至少影响到我吧，更影响到我们这些人。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讲给别人听，哪怕是我一个人的故事，是许多人的感受。
这次在嘉义演出，在户外然后我就看天空，跟我爸讲说，爸我们又演完一场，我说谢谢你们，首先要谢谢台湾这块土地，让我们这些眷村的人在这边过了这么一辈子，然后你们都走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看今天天空特别干净，特别有感觉。我跟我父亲说，爸，又演完一场，我心里非常开心。我回去跟我老婆讲，我说这件事情是我这几年来我最畅快的一次，我畅畅快快把这故事在嘉义的天空讲完。
愿你此生不像我们一样颠沛流离
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战争
愿你此生一切平安
父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于宝岛一村 ——《宝岛一村》
制作人：梁茵
编导：李晗
编辑：金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