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气氛炽热。《阳光灿烂的日子》刚一放映，全场掌声足足持续了三分钟。获奖的不只是姜文，还有把原著《动物凶猛》写得又痞又辣的王朔。十二年后，这位在内地“横趟”过文坛、影坛的写作者坐在《凤凰会客厅》的沙发上，说话依旧没拐弯：“李敖？他真好意思叫大师，大学老师吧！”镜头切近，王朔短发微乱，眼神充满了熟悉的挑衅味道。对于熟悉他的人，这一幕并不意外；对不熟的人，这番话却像电流般炸开，让2007年的春天多了些火药味。
那天是3月2日下午，距离王朔上一次高调露面已过去七年。1999年，他因至亲离世、好友离散而选择赴美暂居，断断续续写作，外人几乎只听见他偶尔在媒体上放出“再也不骂人”的宣言。可当新书《我的千岁寒》面世时，他的“刀子嘴”又回来了。熟悉的台词频繁出现：“我这次写得确实好，余华别和我比，我们至少2：0。”主持人又好气又好笑，只能用一个“嗯？”当缓冲。
时间倒回去，王朔的路子绝不是一帆风顺。1958年夏末，他出生在南京复兴医院的产房，那年正值“八二三炮战”第一周年，他的父亲王天羽仍在南京军区总高级步校任教。三岁时，全家迁到北京复兴路29号院——一个军区大院，孩子们打闹、骂街、偷偷看大兵训练，王朔的叛逆种子就是那时埋下的。18岁高中毕业，他参军当了操舵兵，后被分到北海舰队卫生学校学护理。入伍第二年，他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等待》，里面写的青春躁动和长辈的“严防死守”，让编辑们眼前一亮，把他从船舱调去当了编辑。看似升职，其实不过是把浪涌的精力挪到纸上。
1980年退伍，王朔跑去当药品业务员，又拉伙计盘了家烤鸭店，炒一通就散伙。经商不顺，他更加拼命写作。1984年，《空中小姐》出现在《当代》，笔下的空姐成了那个年代少男心中遥不可及的白月光；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再度引爆刊物销量；1987年，《顽主》构筑了京味痞子的浮世绘。至此，一支最通俗、最刻薄，也最“解气”的笔横空出世。社会学者后来总结：王朔的语言像水泥里掺了辣椒面，抓一把就会灼手，可越烧人越上瘾。
作品热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导演蜂拥改编。1988年短短一年，四部“王朔电影”齐上阵，《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晃晃悠悠》《立体声》。媒体直接把1988年称为“王朔年”，而王朔的回应是“老子要的从来不是文坛的香火，而是闹哄哄的电影院”。的确，1990年《渴望》一经播出就开创54.6%的收视传奇，次年《编辑部的故事》里小刘星担任报社值班编辑的身影家喻户晓。王朔和好友郑晓龙、赵宝刚掀起了“新北京味”浪潮，土生土长的调侃、戏谑、针砭，令全国观众津津乐道。
然而，谁也没想到，正当他如日中天时，却悄然离场。2000年，他写完《看上去很美》，旋即赴美，长居加州海边。在那里，他自嘲“上班给海鸥看我写东西”，一年能写三百万字，削得只剩三万，丢进抽屉继续改。好友们忘不了他在北京旧居那只堆满烟灰的瓷盘，也忘不了电话里那句半真半假的牢骚：“懒得再跟傻×计较。”直到《我的千岁寒》签下百万美元合约，他才终于觉着“差不多得回去露个脸”。
2007年的专访现场，新书只是序曲，真正的高潮是“吐槽”。被问及对当代作家的观感，他拉出两条战线：北京队的曹雪芹、老舍、王朔；浙江队的鲁迅、金庸、余华。理由简单粗暴：“《红楼梦》完胜《阿Q正传》，老舍凭《骆驼祥子》在美国卖得好。再说我这本《我的千岁寒》，余华就先歇着吧。”主持人试图岔开话题，王朔却“回马枪”般补上一句：“我是三维写作，给汉语加了时态！”
许多观众记住那场采访的关键时刻，其实是李敖三个字。李敖生于哈尔滨，幼年在北平生活十年，1949年赴台。王朔对这位同乡兼同行并不买账：“他的学问是三脚猫，人家胡因梦说一句，他回十句，抠门，一点大格局都没有。”语速飞快，字字带钩，现场几乎听不到喘息。有人说这是“北京嘴”对“台湾腔”的一次文学伏击，也有人说是两个锐利人格间的必然火花。是否公平，见仁见智，但一点可以确定：王朔无意收敛，也不想收敛。
再看“嘴皮子”背后，是他对大众文化的敏锐判断。在同一场访谈中，他预言“信息时代正在给女性更多话语权，往后社会可能由女性掌舵”，并调侃道：“我先向你们战略投降。”这不是敷衍，而是他对社会结构变化的直觉。1990年代初，他就对北京城里的“新自由恋爱”“单位宿舍的烦闷”写得透彻；步入21世纪，他开始琢磨生命、死亡、宗教。有人说他是痞子，也有人说他深情，都不算错。
不可忽视的是，王朔一再强调自己“浑身恶习”。少年时被公安“请喝茶”、青年时酗酒熬夜、壮年时忤逆媒体，“坏事干绝了”这句话并非自黑，而是提示读者：作品之锋、言辞之辣，离不开那些跌宕。谈及未来，他稳了稳语速：“我希望最后不再是负面形象。未必一下子做到，但会努力。”这句略显收敛的话，倒像是给49岁的自己留条退路。
对40岁以上的男性读者而言，王朔的故事更像一面镜子。当年看《渴望》的中年人，如今大多已近退休，他们经历了大院、国企、下海、互联网，甚至子女留学，轨迹与王朔的创作年表互相嵌合。小说里那股“不服气”劲头，一旦跳出纸面，正好与现实生活的“中年困局”对照：不甘平庸，却又必须谋生；想对抗权威，却也学会妥协。王朔提供的，并非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情绪出口。
再说李敖。2003年，李敖出狱后重返台湾政坛，发动“痛骂政坛”式选战，风头无两。对岸的王朔其实颇为欣赏他的“怼人”艺术，可轮到给分，他却毫不客气。原因或许就在“格局”二字。王朔自认“骂人有对象，作品先行”，而他觉得李敖把牢狱经历当成个人IP炒作，缺少升华。对错暂且不论，这场隔空交锋倒把两岸文坛的“口水战传统”推上热点，媒体一夜间铺天盖地，大众热闹看完，谁也没改变谁。
采访最后，主持人问：“如果再让您给自己定位，还当不当‘大龄愤青’？”王朔先是哈哈大笑，随即收声：“愤青也得长大，可别长成油腻中年。”话音落下，制片人比划手势，摄像机慢慢降速。画面给了他一个特写——眉头舒展，眼角带笑，像是在跟自己达成和解，又像在提醒观众：尖刻之外，依旧保有那点少年狂。
“朋友的评价我在乎，敌人的诅咒也照单全收。”这句混杂着得意与调侃的话，被节目组剪进片头。观众隔着屏幕，闻到了属于80年代北京胡同的那股旧汽油味道。十二年前，他靠这股味道搅动了电影圈；十二年后，一张嘴又让文学圈、媒体圈、文化评论圈不淡定。有人说他油嘴滑舌，有人说他真性情，王朔从不辩解——写新的，拍新的，继续骂新的，这是他的“生存逻辑”，也是他的“生产方式”。
专访播出当晚，论坛里一句热评冲上了首页： “王朔还是那个王朔，世界却再也回不到1992年。”话是调侃，却也精准。熟悉他的观众清楚，这个名字已从“流行符号”变成“时代注脚”。至于“李大师”与“大学老师”的分野，孰真孰假，只要读者手里还有书，多少年后都能自己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