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上午，三亚的阳光正好，72岁的意大利人马可·穆勒坐在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的宴会厅里。
这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的现场，满头银发的“中国电影老朋友”，一开口就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像是个老友茶话会。
他甚至有点“凡尔赛”地抱怨：“我每次做大师班都有点尴尬，真的不太喜欢‘伯乐’这种标签。”
不过，别被他的谦虚骗了。作为威尼斯、鹿特丹、洛迦诺等多个顶级电影节的前掌门人，他和中国电影的纠葛，比很多人的年纪都大。
听他聊起那些往事，你才会发现，原来光鲜亮丽的红毯背后，全是人情世故和商业博弈。
帮贾樟柯从地下走到地上
马可·穆勒是个地道的“50后”，生于1953年。这一年出生的好处是，他和中国著名的“第五代”导演们几乎是同龄人。
“除了老谋（张艺谋）是最老的，刘苗苗是最小的，其他的像1952、1953年出生的，我们非常容易沟通。”马可回忆起当年，语气里全是怀旧。那时候的交情不讲虚的，导演们把他当哥们儿，片子还没剪完就敢拿给他看。
这种信任延续到了后来。圈里流传着他和贾樟柯的各种传说，但他在现场爆了一个猛料。
当年，著名制片人任仲伦找到马可·穆勒，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帮了贾樟柯很多忙，要不要帮他从地下转到地上？”
那时候贾樟柯手里甚至还没有成片，只有一个剧本。任仲伦问能不能凭这个把片子定进威尼斯主竞赛单元。马可·穆勒看了项目书和剧本，直接拍板：“好。”
这种魄力，现在的选片人里恐怕没几个能有了。
选片室里的“无间道”
你以为电影节选片就是一群专家正襟危坐在那里打分？
马可·穆勒告诉你，那简直就是一场心理战。
他在威尼斯当主席的时候，每次和选片委员会一起看片，从来不坐前排，而是专门躲在最后一排。这个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当然，这不是因为谦虚，而是为了观察。他要看清楚选片委员会的每个人：谁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谁看了20分钟就开始刷手机？谁频繁看时间？
“很可能那个坐立不安的人，放完电影第一个站起来说’这部电影必须参赛’”，马可笑着说，“为什么？因为他是制片人或者导演的朋友。”或者，他们之间有利益关联。
那双躲在黑暗里的眼睛，早就看透了一切。这时候，他就会偷偷找几个客观的人，比如负责电视单元的同事，去问问真实的看法，避免被这帮“老油条”忽悠了。
这个细节，透露出这位72岁意大利策展人近50年电影节生涯的智慧。
被“逼”出来的精明商人
虽然是艺术总监，但马可·穆勒很多时候是被逼着去做生意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电影开始在国际上拿奖，海外销售公司（Sales）的胃口也跟着大了。那些大公司为了把片子卖个好价钱，经常会“嫌弃”像洛迦诺这样的电影节，只想去戛纳和威尼斯这种更大的舞台。
“他们觉得拿了大奖，价格就能翻倍。”马可·穆勒很无奈。结果就是，一旦电影在三大电影节镀了金，价格高到很多国家的发行商根本买不起。
为了抢片子，他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讨价还价的商人，跟销售公司磨嘴皮子。甚至有时候，还得用点“阴招”。
在洛迦诺做广场放映时，他为了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艺术片，使出了一招“三明治战术”：先放一部好莱坞大明星桑德拉·布洛克的商业片，紧接着放阿巴斯的片子，并且把票价定得极低。
他对那些只冲着明星来的观众说：“第二部只要一点点钱，你可以走，但走了你会后悔。”
结果那晚，好莱坞电影有8000人看，阿巴斯的电影留下了6000多人。
他赢了。
如今的中国电影“新部落”
虽然已经72岁，马可·穆勒一点也不守旧。他不喜欢用“集体”这个词，他更喜欢叫“部落”。
在他看来，现在的青年导演更像是一个个部落，互相抱团取暖。他对年轻人的支持是实打实的。现场的青年导演梁鸣，就直言自己是马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梁鸣的第一部电影《日光之下》是马可·穆勒选中的，后来还帮他写推荐信，甚至帮另一位青年导演李冬梅做监制。
马可·穆勒现在的关注点甚至不是成片，而是那些还在剪辑机房里的“半成品”。他认为像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样的年末影展，最大的价值就是做WIP（发展中项目）。
“让国际大电影节的代表来看一大堆未完成的中国电影，”马主席说，这才是最健康的流程。比如今年在柏林获奖的两部影片，就是他在去年的工作坊里挖掘出来的。那时候片子甚至还没拿龙标，但已经被国际销售公司盯上了。
这就是马可·穆勒。他既是那个躲在后排观察人性的老顽童，也是那个为了好电影能跟资本拍桌子的硬骨头。
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说，有这样一位懂行、懂戏、还懂“讲义气”的老朋友，确实是一件幸事。
